我是在黨的新聞電影事業發展歷程中，在戰爭的烽火年代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新聞電影工作者。
1916年9月，我出生于江蘇省丹徒縣(今鎮江市丹徒區)寶堰鎮。1931年，我進入上海明星公司，先在制作部學習洗印技術，后轉學攝影。兩年后，通過艱辛的努力，我成為正式攝影助理。1933年至1934年，我隨同當時著名導演鄭正秋、程步高、李萍倩等人的攝制組，參加拍攝了《姊妹花》《春蠶》等10多部故事片，并在嚴秉衡老師的指點下，獨立完成了《船家女》《王先生過年》兩部故事片的拍攝工作。1935年，我和汪洋、朱今明一起參加了上海業余劇團，我擔任舞臺照明，兼劇照攝影，拍攝了《大雷雨》《欽差大臣》《醉生夢死》等劇。
★ 魯迅葬禮 成為一生轉折 ★
1936年10月19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魯迅先生逝世。那天一早，趕到北四川路大陸新村魯迅先生寓所，懷著沉痛的心情拍攝下了魯迅先生遺容，并從多角度對先生的遺物、書房等進行了拍攝。10月22日，我又來到萬國殯儀館追悼會現場，各界群眾悼念送葬魯迅先生的動人場景深深地感動著我，我不停地用攝影機進行拍攝，同時按動手中照相機的快門，當夜就把照片洗印出來。第二天，這些照片就在上海申報上發表了。
當我把魯迅先生的照片送給許廣平時，她非常高興，后來借給了我許多進步書籍。不久，“十月革命”的思潮傳播到中國，年僅20歲的我看了上海影劇院及時上映的《沙皇鐵蹄下的蘇聯人民》和《夏伯陽》等影片，在思想上對革命和共產主義有了進一步認識，從而萌發了對革命的向往。
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軍入侵上海，上海明星電影公司被迫停止拍片。這時，我在地下黨陳波兒同志的介紹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隊員。之后，我隨隊闖南京、奔開封、下武漢，鼓舞全國人民奮起抗戰。
1939年，在成都西北電影公司，我被派往“綏蒙”大青山一帶，拍攝八路軍支隊進行游擊戰及軍民抗日活動的紀錄片。
★ 重慶大轟炸 記錄日軍罪行 ★
1940年到重慶后，我在中國電影制片廠當攝影師，主要負責拍新聞紀錄片。
通過錢筱章介紹，我很快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取得了聯系，并開始負責與進步的影劇界人士的聯絡工作。當時負責與我聯系的是我黨童小鵬、張穎同志。在重慶的兩年，正趕上日機幾乎天天狂轟濫炸。1941年震驚中外的“重慶較場口大隧道慘案”造成了上千人在重慶的大隧道里為躲避日軍的轟炸而窒息死亡。此時我悲憤地舉起攝影機和照相機，拍下了日軍的滔天罪證。
1942年11月，我被派到“國際宣傳處”做攝影工作。在此期間，我拍過兩部紀錄片：《重慶的市容》和《四川人民的生活》，內容主要反映四川老百姓在國統區的苦難生活。
★ 到了延安 完全是新天地 ★
1943年因我的身份被暴露，組織上安排我全家去延安。到了延安，完全是到了一個新天地！兩個月后，我被分配到延安電影團。在那里，我見到了吳印咸、錢筱章，大家一見面都樂了：“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同事，親上加親！”
在延安，我不僅拍攝了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徹夜不眠指揮作戰的鏡頭，還拍攝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撤離延安，在行軍途中的鏡頭。拍攝了陜北人民和解放軍開展游擊戰、打擊敵人、送公糧、抬擔架等全民動員、支援前線的生動畫面。1945年8月，我拍攝了毛主席赴重慶談判及返回延安的整個過程資料。這些珍貴的資料，在解放后分別編輯在《紅旗漫卷西風》和《還我延安》紀錄片中。
1945年，程默在延安。
1945年年底，電影團奉命東進去東北建設新的電影基地。我作為電影團留守人員之一留在延安。由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直接領導，拍攝首長的一些活動，包括電影和照片資料。
1946年，在籌拍陳波兒同志編寫的《邊區勞動英雄》影片前，我和周從初被派往重慶、上海購置電影器材。我在上海電影進步人士的幫助下，秘密搞到了一臺小型“艾姆”電影攝影機和部分膠片、照明器材等。之后，周從初去東北電影制片廠，我留在上海幫助地下黨為周副主席購買了“周公館”，那里其實是我黨在上海的辦事處。
5月，我帶著攝影器材回到南京。隨后接受了組織上委派的新任務，要我在南京聯系購買中共辦事處的辦公用房。任務完成后，我立即向周副主席匯報，周副主席聽后非常高興,當即指示我帶著來之不易的電影器材，與他一同乘坐馬歇爾的專機飛回延安。飛機上的兩個小時并不寂寞，周副主席跟我談到人民電影和整個黨的事業的關系，強調人民電影事業的每一步成長都和革命形勢的發展息息相關。明確指出，要為人民電影事業的發展建立自己的電影制片基地，大力培養從事電影工作的新生力量。
回到延安后，延安電影制片廠就開始籌備拍攝由陳波兒編寫的《邊區勞動英雄》，開拍才兩個月左右，因國民黨反動派胡宗南部隊進犯陜甘寧邊區，我們被迫停止拍攝。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隊向陜甘寧邊區進犯，使邊區的形勢發生了變化。邊區軍民總動員，在毛主席、周副主席領導下，打響了“保衛延安”的自衛戰。寶塔山下，殺聲震天，民兵訓練熱火朝天……西北局領導根據形勢的需要，指示電影團留在延安的幾個同志和伊明、凌子風等立即組成一個攝影隊開赴前線。
1947年春，由于軍事戰略轉移，我和伊明同志暫時隨部隊撤離延安。部隊節節后撤，主要是為了誘敵深入，迷惑敵人，拖垮敵人，以便我們主力待機打擊和消滅敵人。
4月29日至5月4日，我軍主力又在“蟠龍鎮”（敵重要據點）殲滅國民黨一個旅。此次戰斗從黃昏開始到拂曉結束，因為膠片感光不足，有很多生動的戰斗場面無法記錄下來。在這幾次運動戰中，由于攝影機常發生故障，往往是一邊修理一邊拍，膠片又過期很久，有時不得不用攝影機“落格”拍攝一些鏡頭，盡管如此，仍得到不少寶貴資料。6月18日，攝影組隨部隊向隴西高原進軍，中途突然改變戰術，向北通過沙漠，一舉收復了三邊分區。
從繳獲的大批戰馬和戰利品中，縱隊首長分配給了我一匹馬和一名飼養員?！敖煌ā狈奖阋院螅译S部隊跑的點更多了，拍攝記錄的資料也多了。6月下旬我們隨部隊從隴東經三邊分區向榆林進發，途中與凌子風同志會合，我們一起參加了攻打榆林的戰役，我拍了我軍從北城郊攻城時的情景，拍了我軍在沙漠中作戰等大量鏡頭。
★ 延安窯洞 受教多拍群眾 ★
8月下旬，攝制組拍完“沙家店”戰役之后，我和凌子風奉命去朱官寨村黨中央指揮部工作。我們到這里主要任務是拍一些黨中央負責同志的活動，以及黨中央和毛主席指揮部隊大舉反攻的紀錄片。
我們到朱官寨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鐘了，我們看到每個窯洞都燈光明亮，中央負責同志仍在緊張工作。第二天，百忙之中的周副主席和陸定一同志接見了我們。聽了我們的匯報后，向我們分析了中國目前的形勢發展很快，講到中國革命已到了“由防御轉到進攻”的關鍵時刻，指示我們要盡可能用好“手中武器”，多記錄一些有意義的資料。
在朱官寨，我們幾次請示拍攝毛主席的個人鏡頭，他總是不同意。我們說：“主席，全國人民都很關心您，拍些鏡頭，可以滿足群眾的愿望?！笨墒敲飨倧娬{：“你們要節約一些膠片，多拍一些戰士和群眾，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嗎？”我沒有辦法，只好請求周副主席幫忙。這招真靈，周副主席一出面，主席果真同意我們去拍了。
一次，毛主席正在窯洞里看地圖，想抓拍毛主席的工作照，又怕打擾主席思考，我就在外邊偷拍。一會兒，毛主席聽到機器響聲，就邊整理衣服邊走出窯洞說：“我一聽到機器響，就知道是程默來了，因為機器一響，程默就不沉默了。來拍吧，要不你也完不成任務，不好向恩來交差喲?！?/p>
在朱官寨的日子里，我除了拍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時等同志的許多重要歷史資料，還在陜北自衛戰中拍了不少部隊行軍、涉水、騎馬等珍貴鏡頭。
1947年1月至8月，我們攝影隊拍攝了中央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鏡頭，以及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時、陸定一等中央領導同志轉戰陜北的珍貴資料。至此，我們完成了電影團委派我們留守延安和邊區繼續拍攝的工作任務。
★ 一腔熱情 土辦法洗膠片 ★
在此期間，我們向周副主席、陸定一部長匯報了我們對今后工作的設想：一、我們隨部隊撤出延安后，在西北戰場上已經拍了3000余尺片子，加上在朱官寨拍的總共有4000尺左右，需要設法送到后方或東北電影制片廠去沖洗制作。二、全國形勢發展很快，我們想請組織一批青年文藝工作者去東北電影制片廠學習，為電影事業的大發展儲備干部。他們聽了我們的匯報后很高興，也很同意。
1947年9月，我們到了晉西北軍區（興縣），見到了賀龍、習仲勛等同志。我們把情況向他們匯報之后，他們表示大力支持，決定派一批優秀干部去東北學習。10月初我們從晉西北出發，到了華北晉察冀邊區阜平縣時，已近隆冬。在華北軍區電影隊停留了兩個月，于1948年春，由鐘敬之和凌子風帶隊去東北。華北軍區電影隊隊長汪洋，把我留在了華北電影隊工作，擔任攝影師兼制作股長。
在那個戰爭年代，從西北戰場上拍攝的重要資料膠（底）片，我擔心時久變質，原打算到東北電影廠沖洗，后決定改在華北電影廠沖洗。我對洗膠片，雖稱得上是行家里手，但由于當時設備簡陋，完全得用“土辦法”。在普通的民房門窗上掛塊黑布就是暗室，顯影、水洗、定影全都是用普通的水缸和木槽。將一串串底片纏在木架上沖洗，把老鄉的土炕加熱升溫，底片像晾曬掛面、粉條似的掛在房間里使其干燥。
華北電影隊的青年小伙子都樂當助手，在大家的精心倒騰下，那批長達近5000米的膠（底）片總算沖洗出來了。當大家目睹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時等中央領導拄著拐杖、騎著戰馬轉戰陜北的珍貴歷史畫面呈現在底片上時，興奮之情不言而喻。
★ 槍林彈雨 拍攝戰爭紀錄片 ★
1948年秋，山東濟南戰役即將打響。陳毅司令員指示華北軍區政治部電影隊派攝影隊前去拍片。
我和張一光、韓德福等接到任務后，背起了“家伙”，乘坐陳毅司令員的大車直奔膠東地區。抵達濟南城外，在緊張的氣氛中，等待拍攝這場惡戰。
濟南外圍戰打響后，僅用了三天三夜，部隊就結束了戰斗。我軍攻克濟南偽綏靖公署，繳獲了大量軍事物資。
我的體會是，在戰場上，要想為人民拍攝到珍貴的有意義的戰爭資料，首先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其次，要熟悉戰爭全部情況，和部隊戰士一起生活、戰斗，才能拍到珍貴的資料，只有親身參戰，和各級指戰員密切配合，同時在實際工作中，能隨時適應戰爭的發展和瞬息萬變的情況，靈活機動地從各個方面去拍攝，才能拍到更多更完整的戰爭資料。
1948年，太原外圍戰打響，組織上派我和張一光同志等去19兵團報到，執行重大攝影任務。
兵團政委羅瑞卿同志對這次戰爭紀錄片的拍攝非常重視，召集我們攝影組談話。隨后，兵團宣傳部長任白戈同志又向我們布置了具體任務。他說：“你們記者同志，一是要把戰斗情況、重要的戰爭場面、閻錫山的罪惡真實地記錄下來，二是由于戰斗特別危險，要十分注意安全?！?/p>
為保證完成拍攝攻打太原城的任務，東北電影制片廠特增派了兩個攝影隊，配合華北電影隊的同志組成了一個戰時攝影組，同時，18、19、20兵團也派來了攝影記者補充戰斗力。三個大兵團的攝影記者一來，可幫了我們大忙，一是他們對情況熟悉，給我們提供了大量資料；二是對我們的生活給予了很大幫助。接受任務后，我們立即成立兩個小分隊分頭行動，下到了各營、團指揮部，邊打邊拍攝。
1948年10月16日，太原外圍“四大要塞”被我軍完全占領。
閻錫山匪幫瀕臨崩潰，作最后的垂死掙扎。敵人在太原城周圍埋設了許多瓦片、水缸，我軍挖到瓦缸就被他們發現，犧牲慘重，致使我軍攻城戰斗延遲了8天。
當時，我們攝影分隊的同志們都焦急地等待沖鋒號的那一瞬間。直到第8天凌晨5時30分，前線司令部接到軍委“迅速突破城垣”的指示后，我軍的大炮便以雷霆萬鈞之勢，對太原城猛烈轟擊，一條條火龍直撲閻錫山的“鋼鐵城”。霎時濃煙彌漫，地動山搖，50米開外看不見城頭，一時無法拍攝。
為了拍到更精彩的場面，我們緊跟指戰員搭梯沖上城頭，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將鏡頭對準戰士舉著紅旗沖向城堡的“突破口”。戰斗中我們利用各種地形如炮坑、低坡作為掩護，搶拍了突擊隊戰士飛躍突破口，在敵人城堡插上紅旗的精彩畫面。
拍攝“攻打太原”的實況，僅是我參加拍攝戰爭紀錄片的一個片段，那些資料，后來分別被編輯在電影廠出品的《解放太原》等紀錄片中。
★ 記憶猶新 記錄共和國誕生 ★
1949年初，我軍順利拿下天津。我隨華北大軍進入古都北平郊區。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莊嚴的入城式。
為把入城盛況真實地記錄下來，總政治部指示四野宣傳部立即組織入城式記者攝影組，由四野宣傳部長肖向榮親自主持。攝影隊由兩部分組成，華北電影隊派的是我和張一光等參加。根據四野宣傳部的要求，我們明確了拍攝任務和指導思想，“要把雄偉的我軍入城式拍得氣魄一些，從而體現人民革命戰爭這一歷史性偉大勝利的到來”。為了體現出這一主題，我選擇了氣勢雄偉的前門樓、景山、三座門、四牌樓、天安門等建筑來烘托北平這座古老城市的特色。
早晨8時，以鐵路工人、師范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學生們和北平市民為主組成的歡迎隊伍就已經開始敲鑼打鼓，準備迎接解放軍入城了。整座古城人山人海，到處都洋溢著無比幸福和快樂的氛圍。
彭真、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等首長在前門樓上檢閱入城部隊，他們一邊興奮地互相交談，一邊不時地向樓下歡呼的群眾揮手致意。
上午9時，激動人心的場面出現了：懸掛著毛主席、朱總司令肖像，滿載著戰士的一輛輛汽車由永定門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北平。雄偉的坦克部隊、矯健的騎兵部隊、嚴整的步兵部隊在沸騰的群眾中陸續通過。歡樂的群眾紛紛涌上來與解放軍戰士握手。
我抓住時機，還特意拍了很多由繳獲國民黨的美式坦克、大炮、汽車武裝起來的我軍坦克、炮兵部隊的鏡頭。雖然在戰場上我軍主要依靠小米加步槍，但我感到，那用小米加步槍繳獲來的國民黨大批戰利品，將更有力地表現出我軍卓越的戰績！我們盡力把入城式部隊浩浩蕩蕩、威武雄壯和北平人民歡迎我軍的熱烈隆重的場面真實生動地拍下來。
當時，拍攝條件很差，一開始沒有交通工具，我就撒開兩條腿到處去選擇拍攝地點。開拍后，我們就來回跑著搶拍。有的鏡頭從高處拍攝效果會很好，我們有時跑到高樓上去拍，有時搭一個高架子，有時用長鏡頭調拍。為了搶拍鏡頭，我們往往隨時登上炮車，隨著炮車行駛，邊走邊拍。解放了！手中的“家伙”豈能再沉默！
那天，我們隨身帶著干糧，從早晨8時開始，整整奔忙了一天，完整記錄了整個入城式。拍攝結束后，片子很快送到東北電影廠洗印，編入《北平入城式》紀錄片，于當年3月便和廣大軍民見面了。
1949年3月初，華北軍區政治部指示，黨中央有重要會議召開，要派一支精干的攝影隊去拍攝這次會議。最后決定派我、蘇河清、韓德福、韓生義四位同志去采訪拍攝。
我們很快趕到平山縣西柏坡村，大會(黨的七屆二中全會）5日開始至13日結束，我和蘇河清拍攝了會議的全過程，并拍攝了中央首長在會外的一些活動照片。在西柏坡所拍攝的珍貴資料，在紀錄片《光輝的歷程》《毛澤東》等許多影視片中，被廣泛編用，拍攝的照片已放大100余張，存放在該村的歷史博物館內。
1957年10月1日，程默在天安門城樓拍攝群眾游行。
在拍攝《開國大典》大型紀錄片中，我有幸用鏡頭記錄下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這一歷史時刻，偉大而洪亮的聲音響徹云霄，震撼世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時刻我永生難忘。
我的從影路，是在戰斗的烽火中走過來的，是在跟隨毛主席等中央首長轉戰陜北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在革命及從事攝影工作的艱難歷程中，我們為黨的電影事業積累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對今后教育下一代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是中國電影事業所賦予我們的偉大歷史使命。
文：程默
（文章由程默家人根據其自述整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文章刊發于《中國攝影報》·2021年·第68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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